文化危机(合集) [原创 2012-4-27 22:0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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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衡量一个民族强弱的根本指标
历史上我们虽然多次亡国,却终因文化强而同化了外族
现在,看周围,还剩下多少中国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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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刺痛铁房子里的麻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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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的另一面是放弃——放弃自信、放弃传承、放弃主导权
鲜活的文化存在于生活,消亡的文化存在于墓地
墓地是绚丽的舞台,墓地是神圣的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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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强弃弱是人的本性,本性往往非理性
在弱者眼中,强者的一切都是强的
无论精神还是物质,无论内容还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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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短利思维弥漫,成功流于形式,剽窃和做秀便成为主流
社会的浮躁使更多人追随主流,更多人不论是非
浮躁是衰退的起点,追随是文化的蒙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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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在神灵前起誓;东方人在神灵前索取
玉皇不灵换上帝,传统不利就推翻
唯物主义教导我们说:有奶都是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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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岁看小,七岁看老,人性取决于最初的几年
儿童是未来,也是民族文化最脆弱的须根
上一代人误导,必然导致下一代人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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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感召力是品牌的最高境界,没有文化,品牌难以做强
在一个个民族品牌被主动出售的同时,山寨争先恐后地冒了出来
利润掩饰不了耻辱,寄生虫永远无法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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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背后是文化,公共的背后是公德
在硬件逐步完善的今天,社会公德仍旧茹毛饮血
一个人的问题在教育,一群人的问题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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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人制造流行,多数人跟随流行
流行是发展本族文化的营养,是消灭异族文化的鸦片
到完全相同的那天,不妨自问:Who am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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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板戏是京剧最后的挣扎,脱离生活的文化必定成为历史
政客可以对历史断章取义,设计可以对残片任意拼接
在一些人眼中是耻辱的变化,在另一些人眼中却成为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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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墨丹青虽然是少数仍在发展的传统文化,却也难出污泥而不染
很多立意空洞功底拙劣的作品,不过是在材质和技法上混搭引进
经典的事物厚积薄发,并能长久流传;新奇的事物哗众取宠,而后迅速蒸发查看更多精彩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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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环境反映民众的生活理想,广告投射出理想的主流倾向
强势文化下,广告只立意产品;弱势文化下,广告常追捧强势文化
汉唐风格的建筑和家饰在日韩长盛不衰,我们却认为过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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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专家称:中国古代建筑之所以不能保留到今天,不是因为后人自毁
而是因为土木结构的房屋容易腐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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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日本京都的唐代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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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榻榻米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文化环境是科技发展的源泉和土壤
当后发优势用尽时,如果文化中仍然充斥着抄袭和盗版
国力必陷入长期衰退——今天的日本,就是明天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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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分原始发明与实用新型——前者画蛇,后者添足
我国近年专利总量激增,主要来自实用新型
爱面子知上进不丢人,丢人的是大声强调这是自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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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杰出的思想或创造在迸发之前,都需要经过长期积累
先有水,而后有鱼;先有沉静的土壤,而后有卓越的人才
社会走向永远取决于少数人,大师不属于文化盲从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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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死记硬背和题海战术培养人才,犹如缘木求鱼
寒窗苦读十几年,没有多少知识对后来的工作有用
教育思路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该改的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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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台球桌铺满大街小巷,一项绅士运动变为群众运动
绅士运动是精神的博弈,精神包含思想、气质、韧性和大局观
群众运动是盲目的潮流,盲目有过文革、打工、下海和被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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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贵思淫欲,自古如此,不过成为主流娱乐方式倒是第一次
当文化不能满足人性的时候,方向就是动物的欲望
欲望是赖昌星,欲望是陈冠希,欲望是财色至上的本能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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笙管笛箫琵琶筝竹的年轮远过西洋乐器
历朝历代传世名曲的记忆尚在梁间萦绕
短短几十年……
全盘推倒文化自卑,族音尘封才子旁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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扪心礼独属美国升旗仪式,莫名的感染力填充着对手无知的空白
天下即是中国,繁荣即是发展,骨子里我们是个自以为是的民族
遭遇侵略时团结抵抗,遭遇同化时各自苟安,繁荣中,面目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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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纪念堂盗版古希腊帕特侬神庙,只缘美利坚没有历史可参
我们三百年历史的中华门被拆除后,原址建起了毛主席纪念堂
设计组称建筑风格具有典型民族特色,不知飞檐斗拱何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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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华门

中华门建于明朝永乐年间。建成时,因是皇城的正南门,古人又以南方为尊贵,所以享有“国门”的地位。
它的名称随朝代的更替而变迁,明朝时称大明门,清朝称为大清门,辛亥革命后改名为中华门。

中华门1952年被拆除,主要理由是:
1、当年一份档案这样写道:“每年有几十万人民群众雄壮的队伍在这里接受毛主席的检阅。
但在东西‘三座门’(长安左门、长安右门、中华门)在交通上妨碍了这样重要的活动”。
“节日游行阅兵时,军旗过三座门不得不低头,解放军同志特别生气。
游行群众眼巴巴盼着到天安门前看看毛主席,但游行队伍有时直到下午还过不了三座门,看不着毛主席”。
2、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政府有关部门找了很多三轮车夫来控诉三座门的血债,
说他们多少多少人在这里出了交通事故,一定要把三座门拆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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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保护位于中轴线上天安门城楼两侧的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的建议被认为是
“影响人民利益与首都建设”。当时作为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在会上批评梁思成:
“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
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梁思成当场痛哭失声。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在中华门原址修建了毛主席纪念堂。

关于天安门

天安门始建于明朝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由于长久失修,破损严重。
1969年底国务院决定:彻底拆除天安门城楼,在原址按照原貌重新修建。
工程于12月15日开始,1970年3月7日竣工。如今的天安门,不属于文物。

 

耶稣,西方精神领袖,基督教准则深刻影响了欧洲文化
孔子,东方精神领袖,儒家思想主导东亚文化两千多年
同是先哲,境遇迥异——前者为人敬仰,后者替人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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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1月28、29日,数万人冲入孔府、孔庙、孔林,
一千多块石碑被砸断或推倒,烧毁、毁坏文物六千多件,十万多册书籍被烧毁,五千多株古松柏被伐,
二千多座坟墓被盗掘。

 

无论媒体上还是生活中,一提到民族风格,总是强调少数民族
汉族元素何在?中华立领么?——追根溯源却挖出日本军服
别人嚼过的我们追捧,别人继承的我们放弃,泱泱大国何以自尊?
中国的事只有自上而下才行得通,当年推过唐装,遗憾半途而废
服装、建筑、礼仪是最容易撬动文化走向的杠杆,为官者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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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转载(一)

崖山之后无中国,阎吏之后无汉人

作者不详

 

1)崖山之战

宋蒙(元)战争从公元1235年全面爆发,至1279年崖山之战宋室覆亡,延续近半个世纪,
它是蒙古势力崛起以来所遇到的费时最长、耗力最大、最为棘手的一场战争。据史料记载,公元1279年2月,
南宋残军与元军在新会崖门海域(今属江门市)展开了一场历时20多天的大海战,
双方投入兵力50余万,动用战船2千余艘,最终宋军全军覆没,
战船沉没,海上浮尸10万,并给南宋王朝划上了句号。

崖山这个地方现在可能很少有人知道。这是个位于现今香港以西大约一百公里左右的岛屿。
1279年,宋军最后的抵抗力量在这儿聚集船团,同时,也让义勇军加入。
在崖山这个小岛上,当时共有包括宫女在内约有十万人聚集。

也因为这样,蒙古军并不能够完全无视于他们的存在。宋已经灭亡了,其残余也必须要加以肃清才行。
如果就这么放着不管的话那将会成为其精神上的支柱,而可能会造成各地反蒙古的叛军起义也说不定。
宋将张世杰和大臣陆秀夫也是这么想,当反蒙古军一齐蜂拥而至时,
他们就要成为其核心的武力,也因此他们必须保存实力,因而没有直接出面迎战。

在元军方面,则是要以全力来攻击崖山的。在西元一二七九年的正月,蒙古军大举从海上攻向崖山。
这时,负责指挥防御的张世杰将幼小皇帝的乘船置于中央,
在周围集结巨大的船只,然后再以锁连结成海上的要塞。虽然蒙古军意图攻进,
然而却被阻于大船团之壁下,完全无法靠近。即使利用箭矢攻击,也没有办法射人其中。

对于这种将巨大的船以锁连结的阵仗,一般来说就是要利用火攻,
因此蒙古方面便将数百艘小舟上积满薪柴、点上火,然后一齐放出。
张世杰料准这一招,早就在最外侧船只的船体外侧涂布了满满的泥,如此一来,火就不会蔓延。
另外,当着火的小舟靠近时,他们也准备了非常长的竿子,把小舟——推开。
如此一来,乘着潮流的小舟在回头后就反过来往元军的方向靠进,
反让元军的数十只船着人,而赶紧弃船。

张世杰这个人出身北方,本来是习于陆战,据闻对于水战是完全不懂,
然而此时他却打了一场实实在在的胜仗。这时的元将,大汉奸张弘范也只有自己率领大军将崖山包围,
并曾一度派遣张世杰的族人前去劝降,然而张世杰不为所动。
他虽然知道如果自己投降的话,将可以得到荣华富贵,只是这事实在是做不得,于是便令其退下。
没多久,张弘范就以大舰队将宋军给重重包围,首先断绝了宋军的水路。
当宋军在水上的补给中断数日之后,兵士们逐渐衰弱之时,张弘范就发动了总攻击。

这时,文天祥为张弘范所捕,在张弘范的旗舰之上看着宋灭亡。
当时乃是二月天,海面为浓厚的大雾所笼罩,在早就已经无法区分敌我方的状态之下两方开战了。
结果,在宋军体力较弱,而张弘范又乘着潮流攻击而来的情况下,末了,宋军终于被迫逼至角落。
在当时,占据船只的印记就是将那艘船的帆柱切断,在宋军的帆柱依次倒下之后,元军也步步进逼。

张世杰看到大势已去,就想用少数的船来突破元军的包围网向外逃出。
陆秀夫也是这么想的,只可惜海上要塞乃是位于最内部的地方,因此就算想要逃也会被前方的船所阻。
当时周围的船沉的沉、烧的烧,而元军又已迫近,无能为力的陆秀夫惟有背着幼小的皇帝跳海。
见到这一幕的残兵败将、以及官吏、宦官、宫女等,也就跟着纷纷投海自尽了。

这样的结果,造成了海上十万余的尸体漂浮,真的是很凄惨的情况,
光是想象起来,都能够深觉这是中国史上最悲痛的光景。

在此时,张世杰好不容易突破了包围逃出,却还没有放弃,一面搜寻着宋皇族的生还者,还准备要东山再起。
元这边也发现了这件事,并且了解到张世杰这个人绝对不是一个会投降,或是会放弃的人,
因此也努力地搜查他的下落,但是一直都找不着。

在这之间,张世杰遇到了暴风,船只即将沉没,就在兵士们认为岌岌可危,准备要弃船逃往陆地上之际,
张世杰命所有的兵士离开,自己一个人则留在船上大叫道:
如果上天真的要亡大宋的话,那就让这艘船翻覆吧!结果,
在巨大的风暴吹袭过后,船还是翻覆了,而张世杰应当也死于其中。

从《十八史略》中的文章来看,“舟覆世杰遂溺宋灭”的短短八个字,可说是充满了悲愁的思绪。
至此,灿烂的中华文明告一段落,中国进入了空前黑暗的被外族殖民的时代。

宋蒙(元)战争从公元1235年全面爆发,至1279年崖山之战宋室覆亡,延续近半个世纪,
它是蒙古势力崛起以来所遇到的费时最长、耗力最大、最为棘手的一场战争。
古典意义上、崖山之战,标志着中华民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高度发达和繁荣的宋文化结束了,中国的科学家和文人死亡殆尽。
从唐代开始积累起来的巨大财富,被蒙古人洗劫一空。
并且毫不心疼地挥霍地干干净净。
大批幸存下来的中国技术工人,被当做奴隶处死或者卖到西方中东各国,
使得土耳其人,阿拉伯人,欧洲人没花多大代价就学会了中国人发明的原先被中国曾经高度垄断的先进技术。

 同时,大量居民的死亡,大批城市的毁灭,
使得中国从一个原本重视工商业发展的国家,被迫为养活自己而重新退化为一个农牧业国家。
很多先进的技术从此失传,保留下来的不到十分之一。中华文明倒退了500-600年以上。
这对中国以后的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
南宋时的钢铁产量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钢铁产量基本相当。年财政收入,在一亿两白银以上。
可是在满清统治的末年,中国财政收入也不过3000万两白银,而人口是南宋的7倍。

崖山之战,中国第一次真正的亡国了。所有的宋人,都成为了亡国奴。
这在之前的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2)时间过了366年……

1645年(南明弘光元年)。江阴降清,清知县方亨继任,循例颁布剃发令。
阴历六月二十八日市民请愿留发留衣冠。方亨破口大骂。
众人大怒,骂道:“你身为中国进士,头戴纱帽,身穿圆领,来做鞑靼知县,不知道羞耻吗?”
方亨羞愧不已,暂停所议。此后,方亨召集诸生百余人及乡绅、百姓会于文庙。
众人问道:“现在江阴已尽归顺,应该没有什么事了吧?”方亨道:“只剩下剃发了。”
众人道:“发可不剃吗?”方亨道:“这是大清律法,不可违背。”说罢就回衙了。
诸生许用等人聚集不去,在明伦堂共同立誓道:“头可断,发决不可剃!我中国男儿岂可失身!!”
正在这时,常州府发来严令剃发的文书,其中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话。
方亨叫书吏把府文写成布告张贴,书吏写到这句话时,义愤填膺,把笔扔到地上说:“就死也罢!”
消息很快传遍全城,立刻鼎沸起来。方亨见士民不从,秘密报告常州府请上司派兵“多杀树威”。
这封密信被义民搜获,于是在初二日擒住方亨,斩杀清差,推陈明遇为首,
以“大明中兴”为旗号,江阴义民正式反清复国。
江阴百姓起义的消息传开后,鞑清常州知府宗灏派兵丁三百人赶来镇压,被江阴义民歼灭于秦望山下。
江阴军民在陈明遇的带领下又多次打退小股清军的进攻。

闰六月二十一,鞑清贝勒博洛命汉奸奴才刘良佐统重兵包围江阴城,
二十四日,刘良佐作招降书一纸,从东城外射进。江阴军民公议后,回书拒绝。
刘良佐见劝降无效,便四处捕杀城外义兵,企图断绝城内军民外援。七月初一日,开始攻城。
城中严密防御,清兵箭如雨注,城上的人一手拿锅盖遮蔽,一手接箭,每天能得到箭三四十万。
江阴形势的日益严峻,陈明遇虽忠肝义胆,却自感缺乏军事组织才能,于是想起了智勇双全的前典吏阎应元。
陈明遇专门委派十六人连夜出城,到阎应元住所请他出山,应元道:
“你们能从我则可,不然,不为你们主持。”众人道:“敢不惟命是听?”
九日,阎应元带领江阴城祝塘少年六百人,执械入城。
入城后,阎应元立即把全城的户口分别丁壮老幼详加调查,
挑选年轻力壮的男子组成民兵,每个城垛十名,按时换班。
由武举人王公略守东门,汪把总守南门,陈明遇守西门,应元自任守北门。
他和陈明遇兼负昼夜巡查四门的责任,对城中过往行人严加盘诘,肃清内奸。
在阎应元的领导下,很快就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各方面的工作做得井井有条。

十一日,清寇攻打阎应元镇守的北门,城上矢石如雨注,清寇不敢接近。
主帅刘良佐大怒,命令上将九员先驾云梯上城,城上以长枪刺之,上将五死四伤,
有的身中三箭,有的被劈去头颅,有的堕下摔成残废,有的被火箭烧死。
主帅更怒,传令十营内选猛将几员,步军三万,扎云梯十张,来日分十处上城,如有退者立斩。
次日,清寇仍攻北门,城外放炮呐喊,三万军造浮桥十条,一齐渡过外城河,分十处登云梯上城。
阎应元指挥城上用砖石掷下,以长枪拒敌;一时间乱石纷飞,炮火连绵,双方死亡不计其数。
某满人大将自恃勇猛,穿着三层甲,腰悬两把刀,背背两把刀,手执双把刀,
亲登云梯,跨上城垛,执刀乱砍。
城上守军用棺木抵挡,以枪刺其身,竟不能入。有人喊道:“刺他的脸”,于是众人纷纷刺其面,
一汤姓童子,持铁钩镰,用力钩断其喉管,竹匠姚迩割下他的头,满将身子堕落城下。
清寇齐来抢尸,城上梆鼓齐鸣,砖石小箭如雨点,清寇又伤亡千余人。

刘良佐命令军士索那满将的头,阎应元不允。刘良佐愿意用银赎买,命人将银当面装入银鞘吊入城。
又命军士于城下哀号:“还我将军的头!”阎应元让人以蒲包裹一黄狗头,掷还之,将满将的头悬在城上。
刘良佐亲自带人在城下苦苦哀求,方把头扔下。清寇拿了头回去,与身缝合,挂孝三日。
阎应元击退了北城的攻击,但知道不日清兵必有更大规模的攻击,
于是积极铸造守城工具,招青阳弩王黄鸣岗等千余人,入城造小弩千张、小箭数万枝,分派给守城军士。
又用季从孝所合火药敷在箭头上射人,见血立死。弩长尺余,箭长五寸,百步之外,皆可命中目标。
又从狱中放出陈瑞之子,令他制造火砖、木铳。
火砖三四寸许,着人即烧,木铳类银鞘,长三尺五寸、广二三寸,木制,中间藏有火药,
敌人到来时,投下,机关暴发木壳崩裂,铁菱角飞出,触人即死。
阎应元还亲自制造挝弩,用一块铁,边上造几个钩子,后面栓着棉绳,抛出勾住敌人,近前斩之。
又模仿旧制,制造火球、火箭之类,无不精巧绝妙。所以清寇虽多,每每望城兴叹,战栗无人色。
即使是满洲兵将也闻之胆落,每次攻城下来都要为幸免不死而大肆庆祝。

清寇攻城不利,又起劝降之念。刘良佐亲作《劝民歌》,希望江阴投降,阎应元不从。
于是清寇在城下搭建牛皮帐篷,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
十五日,清兵攻东北城,刘良佐命西南放炮,东北掘城,皆用山爬攻城,城内以火球、火箭抵抗。
清寇不敌欲退,良佐严令方止。阎应元继续命城内投下砖石,清兵不及闪避,数百人死于城下。
良佐惭愧、惶恐。于是搭设三层牛皮帐,守而不攻。
帐内有九梁八柱,矢石投在上面,都被反弹起来,不能进入。
阎应元下令用人粪,掺上桐油,煎滚浇下,牛皮烫穿,浇在清寇身上,肉烂而死。
没被烧着的清寇惊惶散去,城内用挝弩射向逃散的清寇,钩中者,即入城中袅首。清寇手足无措,纷纷逃散。
敌营以为守城者杀下,命令发射木铳以御,反伤自己的马步卒无数。

贼首博洛见阎应元义不可动,发起总攻,分兵先抄断各镇救兵,
以竹笼盛火炮,鼓吹前迎,炮手披红挂彩,限三日破城,
二十日至二十七日,清兵轮番攻城不息,阎应元指挥防御,浴血奋战,终保江阴城池不失。
八月初,江阴民兵昼夜守御,甚感疲惫。开始有人出城投降。
清兵在城外四处杀掠,民不聊生,为江阴百姓不齿,那些剃发投降的人,被城上看见,必然痛骂,
即使父子相见,兄弟相逢也像仇敌一般。阎应元见城防吃紧,遍取民间乱发,投城下诱敌。
清兵惊喜,报告刘良佐。良佐道:“还不能相信,去观察一下守城的人剃发了吗?”清兵察探后,方知是诈降。
博洛久攻不下,心中焦急,于是重新劝降,称只要拔去大明中兴的旗号,四门悬挂大清旗号四面,
只杀斩首事者数人,其余一概不论,即使不剃发,也会撤兵。
阎应元看出博洛的缓兵之计,遂道:“只斩我一人?我没有罪,凭什么杀我!”议不决而止。
博洛又称只要在四城竖起大清旗四面,也会立刻退兵。阎应元情知有诈,仍不应。
前吴军门督军王海防至江上,宰牛杀羊与诸将起誓,称江阴归顺后绝对不许杀掠。
他自恃在江阴素有恩信,请缨来劝降,但临城招抚,却无人应和。
此后清二酋多尔衮晓谕招安,博洛命人用箭射入城中,言明已亡,何苦死守?
阎应元命人在书后补上:“愿受炮打,宁死不降!”射还给清兵。
清廷多次劝降,城内已经开始有人犹豫,但因阎应元镇守的北门誓死固守,众意遂绝。
被困既久,江阴城内伤亡惨重,战斗力日减,城中石灰断缺,不能乘夜修城。
饭米越来越少,只能靠征集民间的米以备缺乏,阎应元下令两日领一次米,不得预先领取。
中秋前后,百姓携壶提觞登上城楼,举杯痛饮,诸生许用模仿楚歌,作《五更转曲》,
让善歌的人登高传唱,以笙笛箫鼓相和。当时天无纤翳,皓月当空,清露薄野,剑戟无声,
黄弩、师鼓、胡琴于西城之敌楼,歌声悲壮,响彻云霄。清兵争着靠前倾听。或怒骂,或悲叹,甚有泣下者。
歌中唱道:“宜兴人,一把枪。无锡人,团团一股香。靖江人,连忙跪在沙滩上。
常州人,献了女儿又献娘。江阴人,打仗八十余日,宁死不投降。”
刘良佐针锋相对,命人作劝降词,让士卒相倚而歌,自己与幕僚在帐中饮酒,
不一会儿,城上炮、箭齐发,遂散去。

二十一日,博洛令数百人,把二百余座大炮全部搬到花家坝,专打东北城。
炮弹入城,穿透洞门十三重,树亦穿过数重,落地深数尺。
当日雨势甚急,外用牛皮帐护炮装药,城头危如垒卵。
城上因敌炮猛烈,见燃火,即躲到围墙后面。炮声过后,再登上城楼。
清兵看到这种情况,故意放空炮,并让炮中只放狼烟,烟漫障天,咫尺莫辨。
守城者只听炮声霹雳,认为清兵不能很快进入,而不知清兵已潜渡城河,从烟雾中蜂拥突上,
众人来不及防御而崩溃。江阴终于被攻陷了。
当清兵上城时,一队队民兵对城列阵。清兵怕有埋伏,僵持半日不敢进攻。
到黄昏时,城中鼎沸,民兵阵脚散乱,清兵才敢下城。
城破之时,阎应元端坐于东城敌楼之上,要了一支笔,在城门上提到:
“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
题讫,带着千人上马格斗,杀死清兵无数,欲从西门突围而不得。
他环顾从者道:“为我谢百姓,吾报国事毕矣!”自拔短刀,刺胸血出,投在前湖中。
义民陆正先想把他从水中扯起,正赶上刘良佐遣兵来擒,良佐自称与阎应元有旧,要生擒他,
于是清兵把他捞起绑住,没有杀他。良佐踞坐在明佛殿,见应元来了,跃起,两手拍应元背而哭。
应元道:“有什么好哭的,事已至此,只有一死。速杀我!”博洛坐在县署,急索应元至堂上。
阎应元挺立不屈,背向贝勒,骂不绝口。一卒以枪刺他的小腿,阎应元血流如注,不支倒地。
博洛命人把他关到栖霞庵。当夜,寺中僧人不停听到“速杀我”的声音,天明时,终遇害。

阎应元死后,家丁犹存十余人,皆因不降而被杀,陆正先也一同殉难。
江阴县衙,男女大小共四十三人举火自焚,典吏陈明遇自己持刀与清兵血战,身负重创,握刀僵立,
死时,身子倚在墙边,屹立不倒。训导冯厚敦自缢于明伦堂,妻与姊投井死。
中书戚勋、诸生许用举家自焚而死。诸生许王家,被清军拘押时,
“或劝曰:‘君故明一诸生,未食天碌,何以身殉?’
王家曰:‘君臣之义,岂论仕与不仕?公等复言。’”书生笪某,被清军抓获之后,
“刑前叹曰:‘我一介小人,今日得之士大夫之烈,为忠义而死,死之犹生也。’
临刑神色不变。”

呜呼!中国军民这视死如归,以身殉国之精神,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矣!
八月二十二日,清寇开始屠城,百姓或力战到底,或坦然就义,都以先死为幸,妇女多贞烈,投河而死。
七岁孩童毅然就义,无一人顺从。清军屠城两日后 “出榜安民”,城内百姓仅剩“大小五十三人”而已。
“有明之季,士林无羞恶之心。居高官、享重名者,以蒙面乞降为得意;而封疆大帅,无不反戈内向。
独阎、陈二典史乃于一城见义。向使守京口如是,则江南不至拱手献人矣。”
此言甚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江南各地望风披靡之时,阎应元以微末下吏凭借江阴百姓的支持,
面对强敌,临危不惧,坚持了近三个月,击杀清寇数万人,重挫了清寇锐气,
钳制了清寇主力南下,推动了各地的抗清斗争。在城破以后,仍拚死巷战, “竟无一人降者”。
江阴陷落那日,城中9万7千人,无一人投降,女子全部跳河,自尽和被杀无数,最后仅剩下了53人。
以阎应元为代表的江阴士民抗击满清的英雄事迹,凛凛气节在中华反侵略史上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
抵抗满族的汉人曾经如此热血勇敢,让人敬佩。若我国人还有明人之气节。
何叫300年后日寇侵华,伪军大盛?

 

3)崖山之后无中国,阎吏之后无汉人

崖山之后无中国,阎吏之后无汉人,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命题。
两宋300余年,一直都是重文抑武,在军事上屡受外敌之辱,常被称为“弱宋”,
但全面的看待,宋朝在经济、文化、科技、农业、工商业、
手工业等诸多方面都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其成就超过了之前的隋唐和之后的明清,
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抑制工商业的朝代,并且极力发展对外贸易。
虽然不断的纳贡称臣,但国库岁收依然充裕,
终宋一世,只爆发过几次小规模的农民起义,这应该是有其原因的。
汉文明在宋朝时候,领先世界,富有人文精神,科技发达,也具有抵抗精神,
在蒙古横扫欧亚大陆后,独立支撑数十年。
蒙古军队占领中国北方时,其种族灭绝手段极为恶劣。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屠城记录。
蒙古屠杀造成了中国北方人口大量减少,其程度令人触目惊心。
在北方有4500万以上登记人口,而在各地屠城以后,还不到700万,而且这个数字一直保存到元末甚至明初。
不排除有几百万人口逃到南方,以及死于瘟疫,饥饿的人口,那么也至少屠杀了80%以上,
据记载,宋人到中原后发现,中原地区千里无人烟,白骨遍地,井里塞满了死尸而水不可饮。
蒙古军队攻占长沙时岳麓书院的数百名书生全部壮烈战死,但3百多年后,
崇祯皇帝吊死煤山时身边只有一个太监,更别提什么陆秀夫般的忠臣了……。
可以说中国的精英尽丧蒙元之手,此后汉文明再也没有振作起来,
市民社会的发育,新型商业经济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创新都无从谈起,中国丧失了最好的发展机会。
虽然百年后汉人复国成功,但继起的明王朝还是受到蛮族很大影响,
大开历史倒车,无视生命价值,抑制商业贸易。
汉人在遭遇北方骑马民族的重创后,开始变得保守,其统治阶级相比较宋朝统治者而言也更残暴,
此后的数百年,面对外侮,大多数的汉人精神麻木苟且。

300年后,崇祯皇帝吊死煤山(今景山)时身边只有一个太监;650年后日寇侵华,伪军大盛,
包括满清末代皇帝溥仪以及国父甚为倚重的中国民主先驱汪精卫等一批精英都投靠日本做了可耻的卖国走狗,
何故?

更大的悲哀还在于我们身边的很多人,包括大量文化程度在硕士或者博士以上,
他们中十有八九不知道崖山之役,至于阎应元抗清他们根本就没听过。
悲哀啊!中华民族的悲哀啊!
如果那些在崖山之役中为民族事业牺牲和殉难的先祖地下有知,
不知会怎么看待我们这些后世的子孙!

每每想起古华夏文明数千年的辉煌,再看看近世纪汉民族的麻木不仁,看看现在我们对奴性文化的推崇,
对蒙元和满清大唱赞歌,大赞成吉思汗和康熙的圣明,不得不让人感慨万千,暗自流泪,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复兴中华啊!

虽然我不赞同因为蒙古族或者满族祖先的事情对他们怎么样,毕竟他们当今也是中国人的一员。
但是他们的统治对中国的恶劣影响必须严格进行深刻的批判。
这不是简单的民族问题,而是事关中华崛起事关中华民族复兴的问题。

 

 

资料转载(二)

明朝后无中国

——再谈十七世纪以来中国、朝鲜与日本的相互认识

作者 葛兆光

 

引子:从闵鼎重和本田四明对中国的评论说起

清康熙年间(1669-1670),朝鲜士人闵鼎重(1628-1692)随团出使北京,
一路上都在观察中国的政治和文化情状,他对清帝国的风俗败坏十分震惊,
其中,他特别对汉族冠服带履之制的消失、孔庙牌位的淆乱、丧葬制度的崩溃等等,多次激烈抨击,
他觉得这简直是中华文明的崩溃。比如,当他看到清国儒家丧礼的崩坏,他就说:

中国丧制大坏,今则尽化胡俗,尤不足言,而最是沿路弃棺无数,有子孙者,仅能以土涂之,
有力者则间或以砖筑之,而经一潦雨,砖皆坏,露其埋葬者,亦在田间道傍,不坟不树,耕种其上,见之惨然。
以儒士称者,用练布练麻作衰绖冠巾,其制依仿古礼,而不合者多,犹且往来之路,只见一人矣。
他甚至觉得,为了拯救中华文明,朝鲜应当乘清人内乱,辽东空虚,以万兵直捣黄龙,这样便可以逆转天下。
闵鼎重的这种想法,在当时很多朝鲜士大夫心目中都有,
他们都相信,清国的文化已经坏到无可救药,所以“今天下中华制度,独存于我国”。

这类似的议论不仅出现在朝鲜,也同样出现在日本。
宽政二年(1790),一个叫本田四明的日本人,也在与中国人张谟第的笔谈中,对中国文化表示了同样的怀疑,
因为在他的观察中,汉唐中华已经消失,中国与四夷的位置已经颠倒。
他虽然承认中国大而日本小,但是他强调——
“有土之德,不国之大小,众叛则地削,桀纣是也,民和则天下一,汤武是也。
敝国邃古神功皇后征三韩,光烛海外,至今千万岁,一姓连绵,生民仰之,可不谓至治哉?此聊敝国之荣也”
反过来,他说,中国却已经荣光失尽,正如述斋林学士所说的,因为满族人的入主中原,
所以“今也,先王礼文冠裳之风悉就扫荡,辫发腥膻之俗已极沦溺。则彼土之风俗尚实之不可问也”

 那么,当时的朝鲜、日本和中国之间,风俗的差异真的那么大吗?他们彼此之间在文化上是那么不信任了吗?

 

1 礼崩乐坏:李朝朝鲜燕行使眼中的清朝风俗

不妨先借用当时朝鲜燕行使的眼睛来看当时的大清帝国。
异国旅行记录,常常是很好的思想史资料,人在异国的观感,和他对异国的文化理解和评价,
可以折射各个文明单位之间的文化关系。
我在朝鲜各种《燕行录》中看到的,是当时朝鲜王朝两班士人对当时清帝国在文化上逐渐倾向不认同的过程。
那三百年间的相互鄙夷,体现着两国在思想、学术和文化上出现的巨大分裂。
在《燕行录》中可以看到,使得朝鲜使者痛感清帝国社会变迁,也促使他们最激烈地抨击清帝国文化堕落的,
主要是汉人剃发胡服、丧礼不遵传统、男女贵贱无别、不耻从商逐利,和上下皆信佛重鬼这五项。

以丧礼为例。顺治十三年(1656)进入北京的麟大君李,就发现北京已经“丧制败坏……作乐娱尸”,
四年(1660)之后,赵珩(1606-1679)又看到北京顺治皇帝驾崩后“道士等设乐读经终朝”,
更是觉得“闻来骇然”。
在朝鲜使者那里,这种记载非常多,接下来的康熙三年(1664),
洪命夏《燕行录》就记载汉族人李元名在父丧期间食肉,“与胡无异”,
康熙八年(1669)闵鼎重《老峰燕行记》又记载
“中国丧制大坏,今则尽化胡俗,尤不足言,而最是沿路弃棺无数……”,
康熙二十一年(1682)韩泰东《两世燕行录》则记载
“其俗最好尊佛事鬼……初丧送葬之际,广设斋会,缁徒填空,佛乐盈路”,
一直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出使清国的金正中仍然不依不饶地追问,西直门外有丧之家,
又是吹竹弹丝,又是丧车前有乐队,这有什么经典的根据?
在他们的追问下,汉族士人严诚和潘庭筠也不得不向洪大容承认,是因为中国
“《(朱子)家礼》遵行者少,此皆俗礼”。
纯正风俗在宗主国却失坠了,倒在朝鲜国却仍然坚持着,
乾隆年间出使中国的李德懋,在他的笔下记载了他和中国人的这样一段对话,
“(李)问婚丧礼。答曰:婚礼丧礼,如今俱亡了,可胜浩叹”。

再以信仰为例。朝鲜使者指责满清帝国的风俗败坏,反衬的是对本国坚持儒家礼仪、风俗端正的自豪。
所以,当闵镇远看到清帝国到处是佛寺神堂,
而且处处“金碧照耀,筝磬铿然”的时候,就很感慨这里风俗大坏。
几乎所有的朝鲜使者,都对清国处处供奉关帝和佛陀表示惊讶和不解。
当金正中看到中国的祠堂居然左边神龛挂祖先,右边神龛坐佛陀,更是大为诧异,
所以很蔑视地说,“家庙享佛之礼,于古有之否?令人绝倒”,古代没有,东国也没有,这当然是“非礼”。
所以,当有中国人问他们“贵邦亦尊朱子乎”的时候,洪大容就很自豪地说,“经与礼一遵朱子,无敢少差”。
因此,在看透了清帝国的这些民风民俗之后,从一开始就很瞧不起满清的朝鲜使者,就更存了对清的轻蔑之心,
像1803年出使北京的徐长辅就得出一个结论:
“清人立国之规,大抵导风俗以禽兽之,率天下之民而愚之,一曰无等威,一曰贱民检,一曰尚货财”。

按照他们的推测,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和中国统治者从汉人换了满人有关,
满人治下的清国已经风俗不纯,蛮夷之风已经侵入华夏之域。
康熙二十六年(1687),朝鲜人吴道一就分析说,清人入关以后,汉族人放弃了自己的传统,
“局于侏漓之俗,渐染羯夷之习,虽有高世之姿,绝人之才,终于夷狄而止耳”,
四年(1690)后到达北京的徐文重,就说得更清楚,
(北京)“近世以来,虽为帝王之都,与夷狄迭代,人心风俗已成习性,自与中土不同”,
直接把风俗之坏归咎到了蛮夷当政,道德沦丧上。
另一方面则由于儒家学说尤其是朱子学说,被实际地闲置在一边,不再能够指导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
李德懋注意到,明代嘉靖年间中国所塑的孔子像还“甚得其正”,
但是,满清入关后塑的孔子像,“皆剃发左衽,天下之大变也……俱为斯文之厄会”。
“披发左衽”是传统中国形容“蛮夷化”、“不文明”的成语,
在他们看来塑像这一变化,恰好象征着学术思想的沦丧。
韩元震(1682-1751)虽然很客气地推测“天方以中国弃之夷狄,宜其儒者之不出也,
抑或深山之中有不剃头儒者,得其正宗,著书以俟河清,而世莫得以传之耶”,
但是,他显然已经不把中国当作文化正宗所在了,从这一角度来看,
他觉得,完全可以把朝鲜看成是“中华”,而把清帝国视为“蛮夷”。

其实,“丧礼用乐”、“男女无别”、“夫死再嫁”、“士人从商”、“崇信多教”等等,
从现代眼光看,也可以说是所谓“理性的进步”人的自然生死,可以平静面对泰然处之,
这可能与现代的生命观念相仿;宗教信仰多元化,也可以算是一个趋近现代理性的观念;
男女之间平等相处,女子可以再嫁,这也是一个现代态度;
市场的普遍和经商者的地位提高,这也是现代社会的特点。
在我们现代人的后见之明来说,它都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表征,也是现代理性在社会风俗中的渗透。
可是,在出身于两班的朝鲜使臣们看来,
清朝的这一切现象都表明了“礼崩乐坏”,中华文明在中国算是堕落了。

 

2、谁是中华?江户时代的日本看法

再看日本方面。 十七世纪以后,尽管锁国日本与中国在政治和文化交往渐稀,
但是,法定开埠的长崎却商船往来频繁,
《华夷变态》、《唐通事会所日志》、《通航一览》等书中,保存有很多他们观察中国的资料。
尤其是他们对于到达长崎的各类中国人的问话记录,真是非常详细和周到。
负责问话的日本官员和日本通事,其实不只是在关心东来船只中有无夹带“天主教邪书”,
更多的问题集中在中国政治和军事的情报上,正如《华夷变态》一书中引林学士所说的,
“鞑虏掠华殆四十年,正史未见,则不详真伪”,
所以,他们常常询问的,主要是中国现在是否太平、朝廷除宰相外有无人才、
防日本何处为要、古今共传的要地在何处等等,
这里甚至包括汤斌如何以儒家学说教导太子、皇帝如何以《圣谕》十六条付各省在每月二日十六日开讲、
清朝满洲官员什么人权力最大等等,它都一一记载在案,从这里可以看到日本人要深入了解中国的心思。
而《华夷变态》书的书名,可能最清楚地表明了他们对中国看法的转变。
那是在延宝二年(1674),明清易代不久,林罗山之子林恕为《华夷变态》作序文时说:
“崇祯登天,弘光陷虏,唐、鲁才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
这时的日本,就已经开始把中国视为鞑虏。

在历史上,记忆中的汉唐“中华”,在很长时间里面,都是日本人对于文化和文明的标尺和理想,
这一点曾经让中国人相当得意。在明代李言恭和郝杰所编的《日本考》中,
曾经特意收录了一首日本琴谱叫做《忆中华调》,在中国士大夫的心中,
总是把日本人想象成对中华仰慕得不得了,甚至要编了这样的歌谣来吟唱,
但是事实上,在17世纪以后的日本,情况却有很大的变化,
他们提出,什么是“中华”或“中国”?
他们认为礼俗最文明、秩序最安定、历史最绵延、风土最秀丽、人物最精彩的地方,就是“中国”或“中华”,
这“中国”或“中华”并不是地理名词,却仿佛是一个文化象征,它不一定就是那个大清帝国。
贺茂真渊(1697-1769)在《国意考中》就说:
“他邦(中国)虽有博识之士,观其作为,不及天地之智也,其道可行于世者,几近于无……盖彼邦之学,
因其始于人智而多邪理,其意旨亦易得也。而吾皇国之古道,自天地伊始,平坦宽阔,为其不可道破,
后人亦难知之矣。吾邦古道,虽言绝迹,室则与天地共存,永无止境也”。
因此,当他们越来越不认同清帝国的文化时,他们就不再把现实的“大清帝国”看成是“中华”,
而把自己说成是“中国”了,现在的研究者已经多次指出,江户时代的日本儒学者,常常有这样的议论。

另外,一些到长崎贸易的中国船只,由于风浪的缘故,漂流到其它地方,
在这些地方停泊时,与派来交涉的日本文人常常有笔墨往来,也留下了一些珍贵的文字资料。
在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多年陆续整理出版的这些资料中,
我们也看到当时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一种复杂微妙的关系。
我们知道,异域人初来乍到,总会引起此地人好奇观看,第一印象常常相当重要。
和朝鲜人一样,日本人对于清人服饰、风俗和知识十分诧异。
以服饰为例,因为与历史记载中的华夏衣冠有很大差异,与朝鲜通信使所穿着的“大明衣冠”也有很大不同,
因此他们仔细地询问中国人,还用画笔把他们的形象画下来,这不仅是猎奇,
也借了这种外观的描述,表达对现实清国的文化观察。

也许,对当时清代中国人形象的观察,有一些关于蒙古人来袭的不佳记忆在影响,
还有一些关于明清易代时乞师者的诉说作背景。
据信夫清三郎说,清朝的出现唤起了日本人对当年元寇来袭的记忆,
所以,从一开始打心眼儿里对满清就有敌意,
当初明末来乞师的人对于满清入侵的叙述,更引起了日本人的愤慨,
因此,在记载了当时中国商人和船员的服色之后,他们便添上一句,说
“大清太祖皇帝,自鞑靼统一华夏,帝中国而制胡服,盖是矣”。
既然清人衣冠已经丧失了汉族传统,反而是自己的衣冠源自中华上古正宗,
那么,当然也说明古之中华文化在日本,而不在中国。
不仅是服色,在日本人看来,音乐、风俗、历史,在中国也已经传统失落,
正如本田四明所说的,“贵邦之俗,剃头发,衣冠异古,此何得谓周公之礼?”甚至因为文化传统的失落,
他们对满清帝国在中国的合法性也常常提出各种各样的疑问。

疑问渐渐地形成了这样的后果:在一些日本文人学者心目中,原本的一个中国变成了两个——
一个是存在于他们记忆和想象中的、以汉唐中华为基础的“历史和文化的中国”,
一个是在他们面前客观存在、大清帝国所呈现的“现实和政治的中国”。在那个时代,
他们虽然还对“历史和文化的中国”怀有敬意,然而却已经开始蔑视这个“现实和政治的中国”。

 

3大清帝国:还停留在汉唐的“天下”想象中

其实,从明代万历年间也就是利玛窦来到中国的时候起,中国人就开始对世界有了新的知识,
看到利玛窦世界地图后,传统中国关于天下的图像也开始瓦解和崩溃,
明清以来,人们逐渐接受了新的世界。
因此,那些来自《山海经》、《十洲记》之类关于异域的奇怪想象和传闻,
逐渐被西洋人传来的真实知识所代替,
就连官方的大著作,即乾隆年间奉敕修撰的《四库全书总目》——这部权威的官方丛书目录,
在对《山海经》、《十洲记》和《神异经》究竟应当算地理还是小说的归类上,
也表明了关于天下地理知识的变化,在这个代表了官方权威的目录中,
它们再也不是“地理”而是“小说”。这说明,人们已经开始接受“考索”、“责实”的结果,
也就是说,从万历时代到乾隆时代,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时间,
古代中国对于异域(同样也是对于自我)的知识,已经从“想象的天下”进入“实际的万国”。

回到东亚问题上来。中国对日本,在明代已经有较多的认识。
也许是因为“倭患”的缘故,在嘉靖、万历之后,
大量出现了类似郑若曾《筹海图编》之《倭国事略》、李言恭、郝杰之《日本考》、
候继国《日本风土记》、郑舜功《日本一鉴》等等有关文献,对于东面这个邻邦的崛起和对峙,
其实,既有了很多实际的知识,也有了戒惧和警惕,
经历了明代中叶的倭乱和明代后期的朝鲜壬辰之变以后,一个名叫周孔教的官员就说,丰臣秀吉入侵朝鲜,
与明帝国分庭抗礼,已经说明“我朝二百余年以来无敌国,有敌国自今日始”,
他看到了日本的威胁,要求明帝国早作预备,“万一事出意外,祸从中起,可为寒心”。

但是,大多数中国人还是没有这种危机意识,甚至连清代的满族统治者也是如此。
这个时候的中国,总体上却仍然停留在作为朝贡宗主国的想象里面,仍然觉得自己是天下中心,
周围是不足挂齿的,应当仰视我们的蕞尔蛮夷,我们只要看看乾隆时期的《万国来朝图》,就可以知道,
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以及朝廷上下,尽管实际的知识已经在反复提醒国人说,“天下” 已经变成了“万国”,
但是在思想上,他们却还觉得自己仿佛过去的汉唐,可以等待各国恭恭敬敬地来朝拜,
因此,这才有了像乾隆皇帝傲慢地对待英国使者马嘎尔尼的举措,和清代朝廷盲目乐观和自大的态度。

可是,这只是一厢情愿。很显然,十七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开始进入东方,而东亚三国已经分道扬镳,
尽管清帝国的人们还在期待“万国来朝”,对日本和朝鲜仍然怀着大国的傲慢,
但是至少在文化上,日本也好,朝鲜也好,都不再认同这个清帝国,更不会承认它可以代表“中华文化”了。
至于更往后的十九世纪末,随着明治后日本的维新、琉球的划归日本、甲午战争之后台湾和朝鲜的被殖民化,
东亚各个区域之间的文化裂缝,在民族之间的敌意中,就越来越明显了。

 

4、分道扬镳:十七世纪以后的东亚还有认同吗?

相互的对望中,可以看到彼此难以自我发现的死角,更可以看到彼此不同的眼光和立场,
朝鲜的汉文史料表现了朝鲜人对明清两代的看法,
让我们看到当时朝鲜人对中国的政治服从、经济朝贡与文化认同之间在分裂。
同时,日本的史料也呈现了日本“要建立其独自的国际秩序”的意图,
从山鹿素行到本居宣长,都在不断地强调日本为“中央之国”的思想。
因此,壬辰之役(1592)以后的日本、明亡(1644)以后的朝鲜,
大体已经放弃了对中华帝国的文化认同姿态,
东亚诸国对于清帝国的这种看法转变,究竟如何影响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后来的历史和思想呢?
这是我们现在仍然要讨论的问题。

文化认同是一个相当大的话题,在这里不能细说,
我只是想通过十七世纪以后(中国的清朝、朝鲜的李朝、日本的江户时代)的一些资料,
从一个小小的侧面,讨论这个“东北亚”内部的彼此观感。
明清时期(或江户时代或李朝时代)的日本、朝鲜和中国,
从文化上“本是一家”到“互不相认”的过程,很深刻地反映着所谓“东北亚”文化圈,
也就是原本建筑在汉唐文化基础上的文化认同在逐渐崩溃,
这体现着“东北亚”看似同一的文明内部在分裂。

近来,很多学者包括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学者都喜欢谈“亚洲”或者“东亚”、“东北亚”这个话题,
有时候,把“亚洲”或者“东亚”当作一个和“欧洲”
或者“西方”对应的文化区域,似乎成了一个不言而喻的事情。
可是,如果说这个“东亚”真的存在,我觉得恐怕只是十七世纪以前的事情甚至是汉唐宋时代的事情。
但是,这一切从十七世纪以后开始发生变化,实际上的东亚诸国,
至少在文化上已经没有了彼此的信任、亲切和认同,
那个在汉唐宋时代还可能是文化共同体的“东亚”,已经渐渐解体,
而现在我们期盼的新文化共同体“东亚”,恐怕还远远没有建立。

 因此我以为,要推进“东亚”的彼此信任和互相合作,首先需要检讨这一段历史,并且重新寻找——
什么是我们文化上彼此认同的基础?

——————————————————————————

在经历元清两朝的反复蹂躏后,五千年文化习俗已所剩不多
近代疏于防备地对外开放,将星火留存再次置于狂风暴雨下
我们虽然恢复了地理中华,但文化中华仍处在最危险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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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标本不等于今日现状,曾经灿烂不等于未来辉煌
文化是民族精神的脊梁,是自信心和感召力的根本,不可轻言放弃
本专题到此为止,寥寥呼喊,送给不甘的文化亡国奴

(公益原创,盗版必究)

作者:黑嘴(安泰) 201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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